摘要：学界则从法规范的分析入手，研究得出：‘实施是一个应用极其广泛的法律概念。 ...
[46]参见张琨盛：《行政法学另一种典范之期待：法律关系理论》，载《月旦法学》2005年第6期。
在Tran Qui Than v. Regan案中，联邦法院认为资产冻结不是第五修正案规定的征收，因为冻结的资产不归政府所有。第五，对一个国家全面制裁违反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旅行权利（the right to travel）。
这种挑战并不意味着对美国涉港立法和制裁合法性的承认。在挑战制裁的相关判例中，联邦法院已经进一步明确了受制裁的外国人进入美国领土且与美国建立实质性联系的具体情形。该法要求美国商务部每年均应向国会提交有关香港事务的年度报告，报告内容甚至包括评估中国是否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从香港进口物品以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以及来自美国的出口是否被用于开发大规模监控和预测性警务系统。应主要基于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提出宪法保护的主张，关注程序性正当程序有关先例，并尝试提出实质性正当程序相关诉求。下文首先分析美国涉港立法的演进特征、实施及动力，其次论述在美国挑战涉港制裁的可能方式、主张及难度，进而基于条款内容、实践判例、理论学说揭示涉港法案及制裁存在的合宪性问题，最后得出本文的结论。
如果冻结资产是一种扣押行为，那么问题就在于政府是否必须获得合理的授权。最后，实质性正当程序要求是内在于美国单方制裁的合宪性问题。因为，行政法调整对象过于广泛的问题可以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加以解决。
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塑造一个内外兼修、神形兼具的行政法典立法模式。相反，行政法典经过整合一国民族共识、价值认同和文化理念后，形成了一国民族对行政法治传统的坚守、认识的统一和本文的更新，这有助于民族内部消弭异质、增进团结。所以，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暂时将行政法法典化的理想寄托于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并效仿奥地利、德国等法典化经验，在行政程序法法典化中适当兼顾实体法法典化。因此，统治者主导了《唐六典》等一批法律修订，这被视为标准化的、全国一致的行政法规活动。
中国行政法典的编纂绝不仅是简单的修补工作，而是要在已经相对齐备的行政法规范集群基础上再进行体系建构，这就不同于以往单行法立法时的修东墙、补西墙。譬如，在民法典出台后，就有学者讨论民法与刑法之间相生相成与渗透融合的关系。
虽然目前大多数学者主要在思考制定行政法总则的问题，但实际上都是以形成行政法典为最终目标。行政法的一些原则和制度尚不完全成熟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部分基础理论的比较和研究来解决。在此基础上，行政程序一章可以参照既有立法积累的有益经验，全面规定行政回避、决策、公开、证据、送达、期间以及裁量权基准制度等。如果这一事实判断是准确的，那么就可以说，当前的社会共识为行政法法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这将有助于我们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满足时代需求、符合人民意志的行政法典。
当然，对提取出的公因式进行规范化的过程中，也要适当进行填补空白式立法，从而弥合整体与个别、规范与事实、价值与技术之间的缝隙。从制定法角度来说，不论是程序立法的尝试还是实体立法的经验，都表明必须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并行推进法典化。中国行政法典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坚持党的领导，把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法治政府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行政法的价值理念有抽象和具体之分，目前可能还分散在各种单行立法之中，也可能体现在学理共识之上，将来必然还需要通过行政法典来整合。
行政法典作为一国行政法律的结晶，必然要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产生条件，否则，缺少民族共同体普遍的接受、认可和遵守，行政法典无异于金玉其外的空中楼阁。行政法典的编纂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对人们期待的所有议题都直接给出答案，而且再完善的法典都会呈现出一定的未完成性——它是先天的和必然的。
作为总则的总则，一般规定要代表行政法典回答立法目的、制定依据和基本原则等问题。在行政法总则中规定分则各编共同的行政法原则、主体、程序、救济和责任制度等，分则各编就不必再另行规定，这也有助于节约立法资源。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法典编纂的原始目的正在于获取用以规范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威性资料。虽然行政法法典化困难重重，但从我国古代《唐六典》的典范到如今作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来看，再从荷兰行政法集大成者的《一般行政法》到美国卷帙浩繁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来看，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是可以突破的。另一方面，现代各国和当前我国编纂的其他法典体例也基本采取了总则—分则的体例结构，这能够确保法典形式逻辑和内容体系相对周延。综上，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将行政法中共同性的东西抽取出来，首先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总则。另外，尤其要注意法典的体系开放性，确保未来能够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解法典化现象和再法典化需求。当然，我们推进行政法法典化，并不是为了驳正反法典化主张，更不是为了解答法典化相关学术问题，而是为了给人民群众对建设高水平法治政府、高质量行政法治的期望与构想提供一个完备的文本支撑。
行政法总则中主要规定的是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即行政监督的主体、原则、范围、方式、程序和责任等。行政单行法一般是为了回应某一特殊领域的问题而制定，带有一定的回应性、时效性和部门性特征。
1990年，东西德统一条约中的重要举措，就是通过联邦德国的统一法典在民主德国生效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统一。如今，不论是一般基础理论还是特别部门法理论都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相比于民法典，行政法典的政治意味更加强烈。因此，行政程序可以说是所有行政活动的最小公因式，是行政法总则中的必然构成。
（二）提取公因式：行政法总则的立法结构 提取公因式是法典总则专门的制定技术，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法律的逻辑完整性和内涵经济性，从而避免冗赘的重复。同时，行政法法典化必须是实质法典化，最终在一般行政法的范畴内形成一部体系型法典。第三，先制定行政法总则有助于协调立法规划，并且与我国其他法域的行政制度保持协调性。但好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承接了这个意义诠释工作，他们将接续完成法典意义诠释的剩余任务。
为尽快填补立法空白，我国在建国初期采取了另起炉灶的策略，即首先进行大量快速行政性立法来巩固了新生政权，稳定社会局势。正如穗积陈重所说，归纳的哲学之始祖又是法典编纂论的始祖。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指出，要研究启动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总之，只有制定出行政法典，政府治理体系才能真正达致完备，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转型。
对行政法法典化的正当性阐释要面向整个社会，为争取共识而展开申辩。有学者对行政法总则法典化、行政程序法典化和行政法全部法典化的优劣进行了比较分析。
法典是法律与政治权力合作的桥梁。实际上，形式层面和价值层面的法典化都很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行政法的范围太广，每一类行政事项都很复杂，单就某类行政事项编成一个有系统的法典，已经很难，所以，制定一部完整的协调一致的法典，像民法典和刑法典那样用一个总则概括起来，更加困难。然而，行政法主体同时存在拟制（行政机关）和描述（相对人等）的内容，所以我们更多是规定权力/权利和职责/义务及其相关制度来体现其主体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说，行政法典确实有助于实现法治政府建设这个兼具政治性和法律性工程的守正创新。客观来说，行政法法典化的冲动并不是学者们一厢情愿，而是由行政法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即行政法的发展必然要由简单走向复杂、由分散走向统一、由集合走向体系的内在规定性使然。
另一方面，行政法法典化是对公法的价值目标、法治理想和国家秩序进行检讨、革新和确立的过程。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曾断言，作品诞生即告作者死亡。
理想的中国行政法典不仅要符合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的形式要求，而且要满足具有中国特色、满足时代需求、符合人民意志的实质标准。二是行政法律关系稳定性低、变动性大，不宜由统一法典规范。
